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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翔:医疗建筑设计中的实证、实用与实验

采访:邓琳爽,张宇轩

王翔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学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硕士班,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建筑学硕士,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注册建筑师, 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美国HKS建筑设计公司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Community部门总负责人。


王翔认为,他工作中最享受的部分,是与业主紧密合作,研究出最佳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医疗设计将对康复产生积极作用。王翔对于各类大型、复杂的医疗卫生设施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设计能力。拥有28年的设计经验,王翔的设计项目遍布全球,尤其集中在大中华区和亚洲其他地区。他在医疗保健规划和设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专注于客户的整体目标,并创造出符合当前和未来需求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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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 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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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京东方医院

王翔与贝聿铭先生,2004年,达拉斯莫顿梅尔森交响乐厅建成25周年大庆

《建筑实践》(AP)请先谈谈您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学习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影响。


王翔我是1986年到华南理工大学(下文简称“华工”)的。其实在本科学习期间,我认为更多是一个入门阶段,认识是在慢慢地打开。建筑实际上是一种艺术的范畴。美国的建筑学院就不在工程类的学院中,一般都是在人文学院里。当然,当下的建筑对科学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建筑其实是结合科学、艺术与人文的学科。非常有幸,我在华工时能和许多名师交流学习。这里我举几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第一位是谭伯兰老师。她在华南地区的医院设计及教育领域非常有名。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最复杂的一个设计课题就是一座医院,谭老师亲自授课。所以后来我选择医院设计的道路,也是偶然中有必然。


本科毕业后,我继续在华工读研究生,导师是刘管平老师。刘老师主要研究中国建筑园林,出过许多著作。他对我在建筑方面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包括我后来决定到美国读书,他也非常支持我。


再后来,我也有过一些机会与何镜堂院士交流,从他那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AP您离开校园后的职业发展是如何规划的?为何选择深耕医疗设计领域?


王翔来到美国之后,我在俄克拉荷马大学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在俄克拉荷马州工作。在建筑设计领域,美国大约95%的公司是中小型公司,这些公司大多专注在某些建筑类型上,因为美国对建筑的专业性要求比较高。我就职的第一家公司叫Fritz Baily,位于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市,当时只有15个人,主要是做当地城市里的一些项目。由于刚刚走出学校,各种类型的建筑我都想去接触,我觉得这对于个人的建筑职业生涯还是很有帮助的。后来我换到俄克拉荷马城(Oklahoma City)的另外一家公司NIXON & NIXON,他们从事工业建筑比较多,当时也有机会参与了中国的一些规划项目。


在俄克拉荷马实践了4年以后,我想进一步拓展建筑设计的领域。我关注到了距离俄克拉荷马城比较近的达拉斯(Dallas,美国南部的一座大都市)。当时我联系了几家全美排名靠前的大型设计公司,最后是选择了总部位于达拉斯的HKS。


1996年的12月我正式入职,一开始是被分配到了商业建筑的部门。在进公司的头两周培训过程中刚好有一个医院项目缺设计师,后来我就进了医疗组。美国的医院设计团队分工很细,一般有三四个不同的团队一起合作。当时我只是负责外形设计,没有接触医院的整体功能规划。


当时我跟随HKS现任的董事长Dan Noble一起工作,他是医院设计师出身。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医院功能性非常强,如果只是做外形设计会有比较大的局限性。所以大概在完成了四五个项目以后,我跟公司提出希望能够参与医疗规划方面的工作。


大概是在1999年,我参与了纽约州东部Corning医院的总体规划,之后就逐步进入到这个比较专业的领域。我在美国做了十年的医院项目,后来大概到2005年的时候,我开始帮助HKS开发大中华地区的医院项目,于是也就逐渐回国开发业务。

台湾大学癌症医学中心(永龄健康基金会+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癌医中心医院提供照片)

AP当您将事业重心转回到国内时,工作状态上有哪些转变?有没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王翔不适应肯定是有的。尽管在国内读书期间也跟着导师团队有一些实践经历,但总体上我的实践基础是在美国建立的。西方人的思维基本上是线性为主,有一个明确的做事路径;而东方人的思维可能是一个非线性或发散性的思维。


我刚回到中国参与医疗建筑设计时,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项目多是公立医院,必须要通过参加设计竞赛和评标。而美国基本上大部分医院项目是通过综合实力的评估和设计团队评估(Team Qualification),同时需要为项目提供完整的服务设计建议书(包含项目工作计划),说明如何帮助业主实现需求。当然,对设计费的要求也需有竞争性。总体上说,不需要先做一个很深的设计去拿到项目。


还有就是关于中国的文化,比如“先交朋友再做生意”等等,也是回国做项目之后才慢慢体会到的,因此总体上感觉变化还是很大的。


AP您现在的日常工作状态中,大概的时间分配是怎样的?


王翔做项目还是占了我工作中相当大部分时间的。中国的业主——不管是公立医院院长还是民营医院的投资商——开始做项目时,除了对HKS公司平台本身的认可之外,更多还是会和具体的某个人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业主的工作有时候做得很细,甚至到了项目的后期还会来找我参与。本着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服务精神,我还是要全力配合的。


在公司品牌的拓展方面我也需要做一定的工作。虽然HKS在全球(特别是美国)做医疗还是很有知名度的,但在中国还有很多提高空间。不过在业界我们的口碑已经逐步地获得大家认可。另外还有研究方面。HKS拥有专业的医疗研究的团队,我们的医疗设计是通过项目来提升的,结合项目来做针对医疗设计的研究。




   台湾大学癌症医学中心

(永龄健康基金会+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癌医中心医院提供照片)

AP作为建筑师,您如何理解中国和美国医疗体系的差异?投射在相关的建筑设计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王翔我只能谈谈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医疗是一个关乎民生的事情,作为建筑师我们主要提供医院的设计,是医疗产业链中一个很小的环节。在中国,政府对医疗管理的介入是非常直接的,而美国则以市场机制为主。中国人口众多,政府的这种管理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同时也会有一些挑战,大量的医疗需求怎么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后怎么去处理?美国也面临人口老龄化,但它的医疗资源确实是比较丰富,标准也比较高。相应也带来了非常大的投入。几年前的统计数字,美国的医疗产业大约占美国GDP的17%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如果把它拿出来作为单独一个经济实体,我想在全世界可能要排在前10名。


因为人口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医疗行业还处在发展中,并且可能还要经历相当长的发展时间。当然,两个国家从经济和体制层面是有根本不同的,不适合直接比较。从另一方面看,美国这么大的投入是不是意味着效率最高?统计显示,如果按照病人满意度来评价,美国其实并没有排在前列。


AP新冠疫情已蔓延全球,中国已经基本阻断了境内疫情的传播,而美国的抗疫局势却越来越紧张。如何理解中美两国在抗击疫情方面的不同策略?


王翔针对疫情,中国采取的是国家总控的方式,通过管理的层层下放,把易感人群控制在固定的范围里面,减少交叉感染。美国基本上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美国本身的体制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各个州的管理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其实全球的政府都很关注这类事情。我举一个例子,“911事件”后美国国会对美国有可能发生的大型突发事件比较关注,所以他们设了一个基金,研究急诊中心如何能够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把急诊中心的容量从1倍变到10倍。HKS拿到了这个研究项目,后来研究课题也落到了一个在华盛顿的项目上。这个研究针对不同的大型公共事件,包括恐怖事件、大型的天灾,也包括流行病(Pandemic)。


AP在国内的话语体系中,医疗建筑似乎与传统建筑学之间相当疏远。在这个方面,国内外的认知有怎样的差异?


王翔医疗建筑确实专业性非常强,设计牵扯的方方面面太多。和其他建筑相比,它的功能性是比较极致的,正如沙利文(Louis Henri Sullivan)所说:“形式追随功能。”正因如此,建筑师可能会觉得(医院)太复杂了,尤其是如果在专业层面上对医院不是特别理解,可能不一定有兴趣去做,这是个问题。


医院在中国基本上还是民生性的业态,国家的医疗投入相对来说也有限,所以医院的建设和设计可能也受到一些资金投入的局限。美国医院建筑的单方造价基本上平均要达到中国的2—3倍。从政府投资这个角度来说,建设医院的资源负担很重,所以投入相对来说有限。另外从建筑师的个人角度而言,做医院设计周期很长,也比较辛苦,可能真正参与的人没有那么广泛。     另外,我们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的市场对于建筑师的需求量很大,至少我读书时是这样。


同学们出来实践的时候,没有太多机会能够去学、去积累很多东西,从学校出来就得干活了,所以大部分是“一脚踢”——什么项目都能做。这也是当时的社会需求决定了可能没有太多机会去深入地研究——把项目做出来就行了,但要把项目做得多好,当时可能还没有太多的机会。过去这十几年,我在中国做的项目比较多,作为境外公司的一个代表,我也有幸参与到一些中国的医疗建筑师的群体里边,所以也了解一些情况。


美国建筑的发展,相对来说对专业化要求比较高。这是市场机制带动的结果。医疗是HKS业务板块中最大的一块,另外还有商业、酒店及体育建筑等,并且有各种专业的团队负责不同专项。而对国内来说,一般大的设计院可能有一些设计室,但是没有分得很细,大师的设计室可能什么项目都会做。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

AP由于人口众多,国内医疗服务需求大,投入仍相对短缺,是否会造成医院设计陷入高度模式化的状态?


王翔在美国,能够做到500床的医院已经是非常非常少的。而对中国来说,500床医院规模根本不算什么,1,000床、1,500床比比皆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床位数甚至达到了10,000床——这主要是因为两国的社会需求不同。


我也是在真正进入中国市场后,才接触到中国医院设计的一些手法。关于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中元国际的黄锡璆大师对中国现代医院提出的一些规划理念(包括医疗街的概念,门诊、医技和病房的关系等)是针对中国庞大规模的医院设计的解决良策。


当然后来,大家可能有点程式化了——所有医院都是王字型,北边是住院楼,南边是门诊楼,中间是医技。当然,这本身还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和顶层理念,特别是针对大型的医院。


我们做中国的项目,在这方面也是有所借鉴的。大型的公立医院项目我们也参与很多,包括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2,000床),还有北京的安贞医院通州院区(1,500床)。我觉得设计的顶层理念是规律的,这种经验积累是要尊重的。


其实医院设计是有一些模式,但这个模式是可以有变化的。在中国做项目,面对设计周期非常短的情况,可能没有太多机会去做特别深入的探索,最后变成用最快、最容易的解决方式去做。可能由于这些原因,造成业界对医院设计领域的一些看法。


在美国,大概是2005年到2010年期间,有这种所谓的时髦用语(Buzzwords)。当时我们的研究部门一直在讲这个循证设计(Evidence based design),当然也是从循证医疗(Evidence based medicine)引用过来的,是医疗领域的一个专用词。它的含义是,医疗设计的实践,要去总结一些经验型的做法是不是能够被验证。如果能被验证,它就是“循证”来做的。如果不能被验证,那它就是轶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它只是某一个事情做对了,其他的不一定适用,不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也是将循证设计运用到了医疗项目的设计中。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

邓琳爽您能否举例说明,循证设计在项目中如何实际应用?


王翔实际上循证设计牵扯的面很多。在美国,曾经有一个潮流,就是同侧型病房(same handed room)的设计,我们也做了好几个这样的项目。另外如果你去看上海的嘉会医院,也应用了这种模式。我们对循证设计在医院规划上的一些设计手法做过很多评估。实际上,对同侧型病房这个做法,我们不认为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循证设计中有一个重点,即强调病人的安全。当时的理论说,如果能够给医护人员提供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房间,只要进入房间,所有的安排,包括设备和物品的摆放都是标准化的,医护人员的错误率就会降到很低。


从理论上来说,大家基本上是认可的,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这样的项目。但是从实践层面来看,一般医院的房间是标准化的、对称的镜像型病房(Mirrored room),它在设计、建造层面,效率是比同侧型高很多的。


美国的护理单元(Nursing unit),一般来讲做到36床已经是最大的,因为它是单床,所以同侧型就造成了医护人员的服务距离会变得很长,行走距离比平常的设计长,所以它的效率相对来说是打了很大折扣的。这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医生、医护人员的行走距离长了,无形中也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强度。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美国的护士一直是短缺的,而且是老龄化的。原本一天可能需要走1,000步,如果设计能够让他可以少走400步,这个对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以及降低他们的出错率实际上是有帮助的。但如果是同侧型设计,护理单元非常长,可能就会加重医护人员工作的强度,累了以后也可能容易出错。


所以后来我们公司研究的结论是,同侧型设计是没有足够的证据的,它是轶事证据,我们不认为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所以后来做了几个项目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推这个,这个是循证设计其中一个很小的例子。


邓琳爽在您经历的项目中,当遇到这样的选择或取舍,与甲方沟通时是否还需要提供一些客观的依据?


王翔要提供客观依据。HKS因为做医疗建筑的历史和经验比较丰富,也很有幸地拥有一支医疗设计研究的团队。我们会用软件来做分析,比如说研究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工作习惯,并以此分析出工作的流程优化建议。


天性上来说,人也是习惯的动物(Creature of habits),可能怎么习惯就怎么做了,但有些经过实证研究的东西,实际上是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的。中国的项目进展太快了,我们也在不断想办法在其中局部地应用一些研究与方法。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邓琳爽关于HKS医疗研究团队的构成,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王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团队,里面有医院出来的医生、医护人员、药剂师、医院管理人员,还有专门做研究的博士,一共20余人。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一种兴趣驱动下的选择,大家对医疗研究都非常感兴趣,所以组成了这样的团队。


HKS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是Upali Nanda,她曾被评为全美对医疗产业最有影响的20个人之一。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把研究领域扩大了,各种其他业态的研究我们也做。目前医疗研究的负责人是Deborah Wingler,她是从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出来的。全美能够提供医疗专业设计硕士学位的大学只有两家,一家是克莱姆森大学,另外一家是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因为HKS总部在达拉斯,所以我们的很多同事都是A&M毕业出来的。我们与A&M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样一种教育+研究+实践的模式对设计企业来说很有帮助。


研究实际上也是我们公司相对独立的一个部门,它的部分工作是到美国政府或者基金会去申请研究基金。最近他们做的比较多的是研究美国未来医疗的发展行为,研究分为几个部分,比如三年前做的“Clinic 20XX”就是研究美国的门诊在2000年以后是怎么发展的。最近他们又在做ICU的“20XX”。所以是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另外一方面,研究团队能为设计团队提供支持。我们在项目上如果有需要,可以请他们来协助。


对于一些重要的项目,我们会做后评估。比如说项目运营一年以后,我们会派团队去采访使用人员、医护人员、领导,有的时候也会采访病人,询问他们对医院的使用有哪些看法或意见。做了评估以后,对其他项目也会有帮助,对医院本身的运营也有参考意义。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大致情况。


APHKS团队在医院设计项目中是全过程参与吗?您认为如何能够在有限的投资条件下加强在精细化和人情化方面的品质? 


王翔从医院的外形设计到功能规划,再到室内设计,我们团队都会去做,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一开始业主可能没有意识到室内设计的重要性,请我们只是做外部设计和医院规划,后来他们到美国去参观我们的一些项目,对他们影响还是很大的,后来就请HKS增加了室内部分的服务工作。


对医院来说,室内设计实际上很重要。但是因为医院规模较大,但设计周期和施工周期却相对短,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想办法去抓重点。室内空间的打造、家具选型与设计、材料的选型、艺术品的选用,在美国都属于FFE(Furniture, Finish, and Equipment)的设计范畴。我觉得对于医院项目来说,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像我们设计的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从室外到室内,包括艺术品,我们都有机会去评估和设计。


而中国大部分的项目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因为开业诊疗病人的需求很紧迫,有些东西可能比较滞后。从建设方来讲,公立医院的预算确实比较紧。所以,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最有效地去使用,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关于医院室内的精细化和人性化设计,很可能是需要在项目建好了以后才能去介入的,基本的医院运营方面的设计永远需要优先保证,锦上添花的东西就需要以后再找机会。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AP您觉得国内医疗改革中推行的分级诊疗、医联体等制度,以及越来越多社会资本介入医疗行业的发展趋势,会给医疗建筑设计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王翔中国人看病的习惯和国外不太一样——哪怕一个小病,我们也希望能找专家来看,而且这些专家基本上都是在大型公立医院体制里边的,所以造成医院负担特别重。国家确实在推分级治疗,但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多代(Multi-generation)的过程,看病习惯是需要去慢慢变化的。长久来看,这对中国的医疗服务是有帮助的。


另外,医院的病患服务模式(Patient care delivery model)也是在不断变化的。2005年,我在中国参与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参观了当时的苏州儿童医院,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域是给患儿打点滴的,里面哭声四起,整个环境也是非常嘈杂。当然,现在这方面已经有比较大的变化,包括国内的政策也这样引导。很多医院打点滴的区域已经压缩了很多。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如何重新利用这些空间。由此可见,医院的服务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实体空间。


另外现在由于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物联网发展,对医院的设计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以前经常提到的医院本身硬件的管理、楼宇化的控制之外,现在关于医护人员和医院管理软件的发展、医疗设备与看病流程的结合等方面也正处于发展变化中。


美国的医院设计规范每四年要更新一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现在医疗手段的变化对空间有影响,因此有必要维持比较高频率的更新。


互联网可能会给医院空间带来影响,往常的模式,大型医院一定要有条医疗街来组织人流。但现在挂号已经可以通过网上预约,那么病人只需要在特定时间来到医院。在浙江我曾参观过一个号称“零等候”的医院,其挂号门厅和取药大厅的空间使用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合肥京东方医院

(本文插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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