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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界限,为人而作——对话董灏、蓝冰可

采访:史佳鑫

董灏蓝冰可在普拉特学院获得建筑硕士学位后,董灏与蓝冰可在纽约工作了几年,之后回到中国安家。在2005年创建Crossboundaries建筑师事务所之前,他们共同执业于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同时也以客座教授的身份执教于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作为一个拥有国际合作伙伴的设计团队,事务所在北京和法兰克福均设有办公室,设计成员来自全球各国,并在世界各地接受过建筑设计教育的专业培训。


Crossboundaries致力于通过建筑设计、环境设计和城市更新方案,营造充满活力、生气的生活空间。作品包括爱慕时尚工厂、北大附中系列、“家盒子”系列、索易快乐成长中心、地处乡村的幼儿园、展厅及办公室项目、西门子改造项目,并与宝马合作建立在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同时,事务所亦参与理论研究、未来探讨性项目,如城市创者和中国探索家· 2018主题展,并参与第15届威尼斯双年展“穿越中国”在意大利和2018年北京的主题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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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北沙幼儿园

朝阳未来学校 © 杨超英

《建筑实践》(AP)二位来自不同的国家,请问各自的教育背景与成长经历对你们的设计有怎样的影响?


蓝冰可我在德国海德堡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在多特蒙德应用技术大学学习建筑,那里的建筑学教育重视个性教育,也偏技术化,这也是我想去美国的原因。在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的资助下,我前往普瑞特学院(Pratt Institute)继续探索更具艺术性和理论支持的建筑设计方法。2002年,结束在美国的学习工作之后,我搬到了中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变动,因为它基本上是从一个“方向”走向另一个“方向”,从西方到东方。幸运的是,我也申请到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DAAD),让我能前往中国并深入学习东方文化。在欧洲、美国和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经验,以及三地不同的环境使我能灵活应对现在的工作。这意味着我能面对复杂情况中观点和文化背景各异的人,找到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国际化背景也使我在面对各种新的挑战时更有韧性,采取周全完善的解决方法。最初的几年对我来说非常艰难,因为它与以往的经历截然不同。但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之处,我正试图汲取每个积极的方面,并将其融入到设计之中。


董灏我在北京白塔寺附近的四合院里长大,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老北京城市空间环境对职业选择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结束了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现北京建筑大学)偏向苏式的工程师教育后,我希望能有跨文化和专业的探索,于是选择了在纽约的私立艺术院校普瑞特学院继续读研。当时的导师Jack Travis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作为非裔美国建筑师,他所传授给我的不仅是专业方面的知识,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建筑传递文化,从而让各个族裔和文化融合。纽约城市本身也像一座博物馆,在当时,这种跨民族、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对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经过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逐渐拥有了全新的视野和思考问题的角度,这至今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实践。Jack Travis对我而言亦师亦友,我们到现在还保持着亲密联系。


AP最初受到这种不同的建筑学教育与思维的冲击时,您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的?


董灏西方当代建筑学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我之前在国内学的建筑技术以及工程学,是对人类经验传承的研究总结,是非“人性的”。在教育形式上,东西方最大的差异在K12阶段就非常明显。西方鼓励主动并审视地去判断问题,而我生于70年代,全盘接受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这种冲击在思维上对我是一种“重创”,从出发点就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更不用说从逻辑上判断推演整个项目。但我并没有对自己产生怀疑,而是通过多听多看多思考以及项目合作,明白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的思维逻辑。美国有着清教徒式的包容开拓精神,后期我就渐入佳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AP蓝冰可女士,您在欧洲、美国、中国三地都执业过,中国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是否改变了你?


蓝冰可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发生,也有许多挑战要面对。这是一个蓬勃发展又随时变化的市场,也因此有了一个使建筑设计日臻成熟的平台。我们的一些客户非常有远见,能够支持我们探索更前卫的概念,这是一个容许创新解决方案的积极环境。多年在中国的生活必然改变了我。德国是发达国家,很多措施都得到了验证并发挥了作用,但我也确实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德国人,我可以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国家。德国人有时不太容易变通,很难接受变化或采纳替代方案。我比较执着和严格,但也可以接受某些事情不按我的方式去做,在中国的生活让我变得更加宽容,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拥抱持续变化的挑战。在德国,项目前期要非常准确地考虑和计划所有事情,之后如果发生变化,我们会挣扎,也许会推倒重来。但在中国,规划和落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变化可以更快地被实现,这意味着在中国工作时,你必须有更高的灵活度和适应力。


“无限6”闪建学校设施 © 白羽

2005年Crossboundaries参与的宁波博物馆投标室内效果图 © Crossboundaries + studio berlin

AP当时为何选择成立Crossboundaries?初衷是什么?


董灏事务所成立于2005年,当时我在北京院(BIAD)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负责中外合作项目,其间不乏与世界知名商业事务所合作,如SOM,Gensler,也有幸与诺曼·福斯特,瑞姆·库哈斯等世界大师合作项目。在工作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东西方差异带来的优势和碰撞。就在2005年,我们参与了宁波博物馆的投标,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王澍老师。这个项目给我留下了巨大的遗憾,也因此清楚地认识到:空降式的西方优质设计资源,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这涉及到文化差异和商业利益的平衡。在我看来,过去的那种西方大牌建筑事务所+中国团队的合作模式在项目初期有它的好处,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依然存在,并最终影响了项目的落地。因此,以这个项目为契机,我决定独立出来。事务所的名字“Crossboundaries”就是把两个英文单词组合在一起,意思是“跨界”,跨越国界、专业界限、文化界限。就像我和我的合伙人蓝冰可,她也是我太太,我是中国人,她是德国人。我们团队也保持着一半中国设计师和一半外国设计师,大家来自不同的成长和教育背景,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组合。


AP目前事务所的规模多大?CB的工作领域很广,设计工作跨越的尺度也很大,你们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两个人如何分工?


董灏目前我们事务所的规模大概是二十人左右,拥有不同背景的设计师会带来不同的观点,使事务所拥有旺盛的创造力和活力。对于工作模式,我们没有分组或是按项目走,我们希望在跨界的同时突破专业的壁垒。大到街区、建筑单体,小到室内空间、空间中的标识等都是人生活空间的一部分,它们共同作用于人的感受和行为,不能用割裂的态度去对待,因此我们也要求团队内的每一位设计师都能更全面地思考问题。在2005年,早在这种一体化的设计成为业内共识之前,我们就已经这么去做了。这种突破边界的、混合的模式是我们的特点,也是很多客户来找我们的原因。


蓝冰可我们理解的建筑设计是一个集体协作的过程。一个新的项目从讨论和头脑风暴开始,包括实习生在内的大部分员工都会参与进来,共同寻找并决定第一个方向。经过几轮讨论之后,后续的设计会被分配到小组作业,由我和董灏一起把控设计方向和进度。同时,董灏负责与客户,特别是中国客户的沟通、汇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董灏主外我主内。但当项目进入后期执行阶段时,我会和一两名团队成员去施工现场查验。起初,作为一名外国人和女性,克服去现场并与施工方交谈的内心挣扎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他们也对我的角色感到困惑,但是经过多年的磨合,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了共识。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在北京院工作的经历也使我对项目过程有了很好的了解,再加上我对建造知识的掌握,工人愿意倾听、采纳我的建议。这在中国可能不太常见,但我对此很满意。董灏带来了工作室的许多大项目,而我会较多地接触外国项目,比如宝马中国博物馆。我有时会和董灏一起去做汇报,也会参与针对建造技术细节的会议。



一土学校中的“半岛”空间 © 杨超英

AP在多种工作形式、类型背后,是否有某个一以贯之的想法?这个想法本身是否在发生变化?


董灏我们相信“我们塑造空间,而空间也塑造我们”。因此,事务所致力于为终极使用者服务,营造充满活力、生气的生活空间。同时,我们也相信世界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场所,因此我们追求的是群体的共同利益,而不仅是建筑师或个人的观点表达。我们的工作范围从城市建筑到平面设计,从教学到活动创办,一如我们的名字Crossboundaries——不断跨界,开拓涉足的范围。通过开展不仅限于建筑的各类活动和多元对话,我们也希望以此衍生至更广泛的设计范围。以参与、进步和适应为目标,不断思考和实践。


AP为人父母如何影响二位的设计与思考,尤其在为儿童而设计时?


董灏我来自于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家庭,父母给我的成长教育与我自己在美国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似之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希望能将自己的感受与更多的家长、教师分享,支持他们的理念,共同让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在美国时,我读过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书,他反对传统的灌输式和机械性训练的教育方式,主张在实践中学习,并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这种中西方教育的巨大鸿沟,对初到美国的我有颠覆性的启发。而另一方面,当我自己有了小孩以后,对孩子心理与成长的需求也有了最直观的感受与经验。首先是孩子与我们的差异性,虽然与自己如此血亲,仍然有他自己的个性、节奏和能力;二是我更好地认识到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独立性,他是他而不是我的“他”;三是认识到了儿童的多样性,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想到我自己的一些关键特质得以形成都是因为父母尊重了我,在为儿童设计时,我更强调“尊重”。空间中要“尊重”儿童的差异性、多样性和独立性,这才是设计的出发点。


蓝冰可我相信,成为一名母亲让我对为孩子而创造的空间更敏感,对现有的儿童空间也有了另一种视角。做北京的第一个“家盒子”项目时,我刚刚成为一名母亲。那时我更主动地想象儿童的视角,当我与小朋友一起坐在地板上,和他们的视线一致时,切实体会到了其与成年人视角的不同。其实现有的很多儿童设施并非为儿童而造,比如幼儿园的门把手、窗户等都被设计得太高,为了遵循规范,颜色的使用随意且过度。色彩是创造独特而难忘空间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必须有意识地加以运用。所以,所有这些观察让我更加了解孩童们真实的喜好与感知。


AP在做中小学、幼儿园设计时,有一些建筑师认为“落后的规范”和“业主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是最大的问题,对此,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董灏作为建筑师需要有理解和挖掘甲方的能力,英文中叫“Unspoken Needs”,很多时候甲方不能够认知到自己“真正”的需求,这就更要求建筑师自身的专业度。教育类建筑又区别于其他建筑项目,甲方主体是教育者,而教育者的观点、观念和态度对空间的影响力很强。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有能力、耐心和视野去倾听、理解甲方,甚至更多的时候是从建筑设计专业的角度去启发甲方。规范是国家为了避免设计中出现伤害事故的法律,法律是最低行为准则,而且规范也在与时俱进。合格的建筑师一定能够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在规范和设计中找到平衡,我们在这方面实践中很有信心,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机会去影响中小学规范的更新。

道尔顿学院改造前后 © 杨超英 

APCB常常与同一个业主有多个项目的合作,同时业主也支持你们在项目中做出新的探索,二位如何与业主建立良性沟通及稳固的合作关系?


董灏从市场角度来说,是业主认可了我们的服务,但我认为在与甲方的沟通中,最重要的还是展现出自己的专业度。建筑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建筑师需要对项目有一个综合预判。冰可作为一个拥有德国教育和实践背景的建筑师,在建筑品质的把控上会提出很多前瞻性的要求。初期业主或许不理解,但项目建成后,就会在实际使用中体会到其中益处,这也帮助建立了我们与业主之间的信任。除此之外,同理心也很重要,要跳出建筑师个人的视角,多从甲方和终极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设计中不要制造冲突,而是要找到各方的共同利益点。例如在最近的宝马博物馆项目中,甲方分别是来自德国的宝马总部和中方投资人,虽然他们看似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诉求,但其实想要的东西是一致的,即建造一个拥有自己特点的博物馆。发掘表象背后的事物本质,这才是创新的原始发动机,基于此的形式创新也才有根基。


AP你们曾参与了一土学校、朝阳未来学校等的改建,与这些教育改革先锋的合作,引发了你们对于目前国内教育建筑的哪些反思?对教育建筑的核心观念是否有了转变?


董灏基于研究,当代人一生中有86.9%的时间在室内度过;剩下10%左右的时间即便在户外,更多时候也是在经过设计者改造的空间里活动。因此,人造环境已在你我生活中占据了绝对地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群行为。其中,就空间对个人影响力而言,教育场所或许是最为突出的。随着近年来教育领域发生的变革,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教育者强调终身学习的能力,教育理念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鼓励学生自己探索、求知。他们也希望通过空间设计,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于是今天的教育空间也越来越颠覆“标准”。例如在一土学校的设计中,我们在各层教室之外的公共空间内,量身定制了几组形态各异、体验丰富的多功能集成模块,为孩子和老师在教室以外,提供了更多非正式的学习、社交和活动空间。这些从教室延伸出来的小小“半岛”,既遵循儿童天性,正面鼓励孩子们攀上爬下、钻进跳出,增加活动量、激发好奇心和探究意识;也在需要时,用尺度更贴近孩子的亲密空间,呵护他们敏感的情绪。


不仅在教育创新的前沿,我们相信所有教育空间都可以朝“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向做些改善。在为乡村留守儿童设计一座幼儿园时,我们没有设计一栋常规的多层建筑,而是用若干“小屋式”结构分解了幼儿园所需的总体量,并以一片多功能活动场地将“小屋”集结在一起。幼儿园更像缩小版的村庄,亲切的尺度带给孩子们熟悉的感觉;趣味的空间关系又带来新奇感,引起孩子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探索欲。人对建筑和空间的需求不仅仅是遮风挡雨,或为各种活动提供场所;人身在每处空间之内都会发生心理活动、情感投射和人际往来。归根结底,空间形态往往是社群组织关系的物理体现。





一土学校中的“半岛”空间 © 杨超英

AP作为建筑师,你们认为当前的教育改革对K12教育建筑的设计有何影响?


董灏2019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首个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文件。《意见》全文26条,从培养目标、课堂教学、教师队伍、组织领导等方面,全方位的为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提出了要求。其中,我特别看到《意见》进一步弱化分数,继续提倡“减负”。这说明,在教育模式中,作业考试模式将被重构,并鼓励“教育+互联网”。在第三部分提到“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表明单纯的互动式作业及分数都被削弱,那么与这相关的项目或将被重新定义。这也说明,教育改革将从上至下地改变教育建筑设计,而后者或许也来到了改革的历史时刻。


作为建筑师,我在从业将近二十年的建筑设计中一直强调“建筑设计的本质是人”,即: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空间的关系。教育空间的设计更是如此。教育活动的丰富性,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革新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什么样的空间设计才能满足不断优化的教学理念?”,这个答案一定需要回到实际教学以及教学活动中的每个个体身上去寻找。我们在已完成的道尔顿学院改造设计中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前期多方位、全面地探索国内外教育方式,深入掌握理解教学理念,并认真聆听使用者的需求,经过多轮商谈讨论,才能精确实现从理论概念到平面布局再到空间再造的转化过程。设计成果从教育理念而来,最终回到教学中去,做到了更好地服务于每个个体的教学活动;同时,也实现了将更多空间的使用权归还到学生手中,让学生自主规划他们的自主学习与互动交流的空间,一切学习都是为了自我提升,学生总归要走向社会,这才是教育真正的意义所在。


AP最近的两个作品,Infinity 6和深圳锦龙预制学校都在探索模块化空间和工业建造的可能性,这是你们对未来的一个回答吗?


董灏我认为这些项目仅代表我们对未来学校的一种探索,就当下而言,我们对这两个项目还是满意的。可是未来学校的标准是与时俱进的,当下它符合我们对未来学校的畅想,同时也留下可能性。我认为装配式建造在未来会得到更多的应用。过去我们认为装配式建筑过度强调标准化而失去了多样性,但现在通过智能化手段,可以在其中兼顾标准化建造和个性化功能定制。关于装配式建造,我们的理解是:标准化与多样化不冲突,我们的设计理念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可以使装配式从千篇一律到千变万化。


关于未来学校,我们自己总结了6个要点:

(1)需提供满足学生个人活动的空间;

(2)应有适应多种形式的集体教学的空间;

(3)教室内外的空间应该是流动的,以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

(4)有使学校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开放空间,促进建筑室内外空间中人工与自然的交流;(5)校园空间内材料和色彩设计应符合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6)学校应被视为一个智慧且不断发展的空间,并利用智能教学、云教学等新的教学方法。


AP学校是受近期的疫情影响最大的建筑类型之一,未来的一段时期,我们也不得不与之共存。关于教育建筑或是更广泛的人居环境,你们是否有一些新的思考?


董灏从整体来说,这次疫情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未来的生活方式。一方面,隔离对居住空间的其他功能需求增加了;另一方面,人们更不愿意出门,但社交的需求依然存在。因此,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向两个极端发展。这不仅会影响教育建筑,同时对城市规划、商业形态等方面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就教育而言,网络教学改变了知识传播的介质,其内核却并未发生改变。我最近在清华大学教授的课程也改为网课形式,从中期效果来看,让我有了意外的惊喜:在与学生的互动中,这种线上授课形式,反而激发了学生更加强烈的自主学习探索能力,完全不受空间的束缚,这是我所提到的一个极端。但实际上,人类的社交需求又要求物理空间的存在。其实我们在做Infinity 6时就提出未来学校应该分散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通过与线上沟通、教学相结合,满足学习需求。


(本文插图由Crossboundari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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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实践 ARCHIPRACTICE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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